包伟民先生的大著《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收录作者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18篇。初览目录，全书内容庞杂，似缺乏一个鲜明的主题。但读过“代前言”《邓门从师杂忆》后，却若有所悟。这篇文章回忆了作者跟随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求学的经历，之所以用它作全书的前言，作者说：“在交待师门所出之余，主要因为本书学术
一
包伟民在《邓门从师杂忆》中提到邓广铭先生对其治学的影响：“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可以说是我从先生处所学到的几项最重要原则之一。”作者将从邓广铭先生处所得的这一“读书的一大诀窍”，充分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
“唐宋变革”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在《中国9到13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包伟民独辟蹊径，选取“社会识字率”为切入点展开讨论。作者的想法是，能否通过宋代社会民众识字率这一问题，反映唐宋时期教育的发展变化？作者通过对当时士人阶层的膨胀，吏员阶层、工商阶层、农民阶层识字人数的增加等现象之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民众识字率呈不断提高的趋向。究其原因:首先是唐宋变革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商业规模扩大、信用制度发展等，需要教育的普及；而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士人阶层人数膨胀，也使得教育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间得到普及；另外雕版印刷术逐渐推广，书籍印刷成本降低，也促进教育发展和社会识字率的不断提高。以上因素促成唐宋变革过程中社会识字率的提高，而其“直接成因则在于当时小学教育一定程度的普及化和平民化倾向”。（P314）反过来，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又对宋代及其以后历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者所讨论的“社会识字率”问题，属于既小且偏的话题，但由此所反映出的唐宋变革问题不可谓不宏大。
从家族制度看唐宋变革，并不新鲜。但包伟民在《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一文中，从魏晋隋唐至明清时期家族制度演变的长时段的比较，准确地把握宋代家族制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自隋唐而上的贵族性家族制度，经过宋代的转变，到明清最终形成一种与地方政府相辅相成的基层社会组织。”（P235）普及性家族制度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在宋代出现一系列变化的重要方面，一直到明清形成一个相当普及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地方管理体系。作者视野之开阔，于此可见一斑。邓广铭先生“所一再强调的不应孤立地研究宋代”，在作者关于唐宋家族制度的研究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在对唐宋家族制度嬗变整体把握的前提下，个案分析就显得得心应手。作者对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的研究表明，由于世代业儒的家族传统，世家大族还是能够保持其继续发展的态势。这即是说，“社会变革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新旧交加不仅仅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也是在社会制度中的一般现象。”（P281）而陈希亮家族的发展表明，两宋时期处于从秦汉以来贵族宗族制向宋元以后庶族宗族制的过渡阶段，宋代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极大地削弱了士人对家族背景的依恋心理，新的、作为国家与社会中介体的庶族宗族组织正在形成之中。（P296）
在中国古代，皇帝亲耕藉田，地方官员劝课农桑，一向被看作是徒具形式，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但在《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包伟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看似形式主义的现象为何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作者指出，宋代崇儒右文，与儒家倡导的“为政以德”一脉相承，即重视以道德劝诱取代法律来治理天下。以此角度看，劝农制度正是这种“道之以道，齐之以礼”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而从客观功能看，劝农制度又为耕作、施肥等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个平台。这正是劝农制度这一“徒为文具”表象背后的真实内容。作者进一步提出，在古代中国存在相当数量的在今人看来纯属形式主义的内容，但如果能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使用合适的理论工具去深入分析，解读它们存在的“理由”，就可能会有更多启发性的发现。（P333）
二
关于治学中对待理论与历史事实的关系问题，邓广铭先生有言：“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给包伟民深刻的影响。他认为，绝不能“背离历史本质，用中国历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去印证理论大师学说之正确”。
宋代粮食贸易发达，全汉?、斯波义信等研究认为，这反映了“当日交换经济的势力已经非常雄厚，至于自足经济的踪影则已日趋于消灭”。对此，包伟民的《宋代的粮食贸易》一文提出不同看法。从决定粮食商品化的基本因素看，宋代粮食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以地区分工为特征的专业化粮食生产方式未出现，常年跨地区的粮食长途贩运很少，而粮食贸易的投机色彩明显。宋代的社会经济确实比前代有了显著进步，但其社会经济“从未超越自然经济的范畴”，“宋代粮食贸易的发展显然并没有达到使得自然经济近于匿迹的水平，与西方学者认为的‘近世’水平也有不少差距”。（P25）作者对宋代粮食贸易发展水平作出了合乎历史实情的分析，进而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是否达到“近世”水平，宋代自足经济是否日趋消亡等重大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体现出不拘陈说，敢于创新之处。
包伟民对宋代纸币的论述，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实事求是运用理论进行研究的个案。马克思认为，纸币是从商品交换中随着信用关系的发展而产生的。据此，学者多将纸币看作是宋代发生商业革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认为纸币的产生是从唐到宋商业信用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在《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包伟民从大量的宋代事实出发，认为“宋代纸币并不是从主币铜钱自然演变、逐渐符号化而来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自当从信用关系之外的因素中去寻找”。（P59）实际上，宋代纸币是在铜币铸额不敷流通所需的情势下，出现的一种数量型替代货币。到明代，国外大量白银输入并完成其货币化过程，逐步取代铜钱成为主币，纸币自然也就退出历史舞台。由此，纸币从宋代产生至明代消失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得到完满解释。显然，作者对宋代纸币性质的认识中，没有将西方货币理论神圣化，而是从宋代历史事实的分析中自然得出结论。这正与作者对邓广铭先生治学精神的深刻理解相呼应，“我们不应该按照欧洲历史发展的模式，非要生硬的在中国找出一个与之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三
包伟民先生长于财政史研究，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已获学界称誉。此次收入《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中的《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代的上供正赋》等，再次显示出作者研治宋代财政史的深厚功力。另外包伟民还自觉地对相关研究进行反思，如他在《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指出，尽管近百年来宋代财政史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但学术困境依然明显。究其原因，“现有的以制度阐释为主、平铺式的学科扩展道路，碰到了存世文献不足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P222）对此，作者提出“摆脱自在，走向自觉”的几点建议。首先，注重制度的变迁研究。“制度初订，出于种种考虑，有其一定的规定性。经过一段时间，时移境迁，制度内容就会调整。如果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制度内容，无视其前后已经有了相当的差异，平面地观察，不仅会因其前后不一而疑窦丛生，颇感棘手，最终的结论也不免流于片面。”（P223）所谓制度变迁的观察视角，不同于传统制度史研究中对制度的“静态”描述，而是转向对制度形成和运行过程的“动态”阐释，这大大拓宽了制度史研究的视野。其次，注重制度的“地方化”过程研究。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统一的国家制度在各地呈现出地域特色。以“地方化”视角来揭示制度在国家层面的统一性和地方实施中的多样化等，对改变过去制度史研究中偏重法规条文而忽略实际运作的倾向，进而转向更贴近历史实际的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注重制度的整体研究。“制度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所以对制度的理解也须从社会各种因素综合地去观察。孤立地、将其与众多社会因素割裂开来观察的方法，其得出的结论，难免与现实南辕北辙。”（P224）即通过分析制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揭示制度背后的种种关系。总之，只有关注变迁、地方化过程和整体研究，才能“摆脱仅仅根据制敕诏令等国家法规条文的‘文本主义’，从法令文献走向制度实际运作的层面。”（P225）
可贵的是，包先生的反思并未就此止步。“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话题，即如何将目前大陆史学界所存在的传统的名物制度考释、与天马行空式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两张皮’若即若离地并存的现象，引导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真正使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体系。”（P225）显然，作者的落脚点又回到邓广铭先生“强调理论运用应该实事求是的问题”之上。而包伟民对海外宋史论著的评介正体现出作者的这一学术反思。
他非常重视对海外宋史论著的评介。早在2000年，包先生就撰文介绍美国宋史研究的状况。而在这本书中，他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和美国学者韩森的《变迁之神：中国南宋的民间宗教》。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这些享誉海外的宋史论著不仅仅停留在泛泛介绍之上，而是侧重选题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入评析，另外也包括对相关论著在概念运用、史料理解、范式归纳等方面的理性批判。正如包先生所言，我们应对海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做出更多正面的回应，关心、辨正他们的研究论题与范式，批判地吸取外国的经验，“努力发现、归纳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经验”，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立足点。（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而“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等等，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P228）
四
包伟民提到邓广铭先生的另一重要启示是，“重视对史料的校勘和考订，去伪存真，以得到正确解释，接近历史的真相。”收入这本书中的两篇考证性文章：《大觉国师入宋求法史事杂考》就高丽名僧义天入宋求法具体行程等做了仔细钩沉；《沈括事迹献疑六则》从“对史料的校勘和考订”入手，就沈括编校昭文馆书籍的时间等做了细致考证。
不难看出，邓广铭先生所倡导的治学精神，如分析问题时要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在理论运用中的实事求是原则，以及重视史料的校勘和考订，这三点在包伟民的论著中都得到鲜明的体现。哲人已逝，忠言犹存，邓广铭先生的谆谆教诲当为学界遵行的标尺。大师精神，薪火相传，《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一书为我们践行前贤的学术精神树立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典范。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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